黄镇

　  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开始后，王明实行消极防御的堡垒战、消耗战，叫部队死打硬拼，损失十分严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宣传工作也就更艰苦了。我们和敌人堡垒对堡垒、面对面打仗，每天拂晓，战士匆匆吃了饭就上阵地。接着敌人的飞机来炸一阵子，敌炮轰一阵子，跟着步兵上来拼一阵子。而我军见敌人涌上来，手榴弹甩一阵子，长短枪打一阵子，最后战士们跳出战壕，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。一天之中，这样的进攻总要有两三次。直到黄昏，少数战士留在阵地上，大多数战士下去吃饭。我和宣传队员们也同战士们一起上阵地，一起下阵地，沐浴炮火硝烟，经历格斗拼搏，宣传队员们表现得十分英勇。敌人冲上阵地的时候，他们跳出战壕、挥舞红旗，举起拳头大喊：“同志们，把敌人打下去，胜利属于我们！”

　　每天从阵地上下来后，战士们可以休息了，而宣传队员们还要在松油灯下编写节目，表扬战场上的英雄事迹。那时编剧只需要一个纲目，设计几个人物，规定几个段落，就可以上场了。这种以战斗中间模范事迹迅速写成的剧本，效果十分强烈。剧中人物就在他们身边，长处弱点都一清二楚。一个干部的群众威信如何，战斗中就显露出来了，你平时的模范作用好，威信高，打起仗来，战士拼命跑到前头，保护你。我们的戏也把战斗中的事迹同平时的表现联系起来，引起他们的思考。除了表现战斗部队，也写地方群众对部队的支援。他们抬担架、送军粮，与红军并肩战斗。我们编写了歌，歌唱他们。有的同志还要趁夜晚画几幅宣传画，写几句口号，明日带到阵地上去。无论几次反“围剿”，还是长征途中，宣传队是睡得最晚，起得最早的人，伴着星星月亮工作。在这次反“围剿”中，许多宣传队员负了伤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我也在阵地战中负了伤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，因为错误路线的领导，我们没有取得胜利，但同志们无畏的牺牲精神和英勇作战的场面，至今还历历在目。

　　我的《长征画集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这样的经历中，以及这样的情绪下产生的。当时，什么印象深，触动了自己的感情，就画下来，放在身上的书包中。长征二万五千里，我画了整整一路，大概也有四五百张，现在留下来的就是这二十四张。它能和今天的读者见面，经历了曲折的过程，颇有一些传奇色彩。记得当时我背的是一个布书包，雨打即湿，日晒即干，夜晚行军、露营，也沾满了露水。我的画也随着书包时湿时干，因而画面模糊，纸张折皱，难以保存。那时，王幼平同志身上背着一个皮包，看上去洋里洋气，比我的布包好得多，让我十分向往。有一天，他奉命调到上干队学习，分别的时候，我说：“你这个皮包送给我吧，好装我的画。”王幼平同志慷慨相赠，从此，我的身上便背起了一个皮包。我把到处搜集的画纸、画笔都放在皮包里，画的画也好保存了。那时铅笔很难找到，墨也得来不易，我们就把锅灰刮下来，烟筒里的灰捅下来做成墨。这种墨宣传队员们都会做，用来写标语、写会标、画画。我身上总不定还要存几支笔，铅笔、毛笔都有，用来画速写，画漫画。这些笔，有的是从小商那里买来的，有的是从地主老财家拿的，也有是战友送的。每到一处，我总忘不了寻找笔墨。我画画的纸也是五花八门，是些红红绿绿、大大小小不等的杂色纸。这些纸有的是同志们的赠与，有的是从打土豪中得来，有的从敌军中缴获，还有老百姓祭神祭祖的黄表纸，写春联的大红纸。仅这些纸张，若存留至今，对长征也是很好的纪念。

　　我画画，是生活的纪实，是情感的表达，从来未曾想过辑集出版。在长征艰苦的行程中，许多难忘的场面，动人的事迹，英雄的壮举，我仅仅作了一点勾画，留下一点笔迹墨痕。在漫漫途程中，看到什么就画什么，是真实生活的速写。林伯渠老人的马灯一直在长征路上闪亮，我画下了这位革命老英雄的形象。红军经过川滇边界的时候，一家干人（穷人）走进了我的画面，那十五六岁女孩赤身裸体的悲惨景象，那一双父老眼泪滚滚的哀伤感情，深深触动了我，于是，我画下了永远忘不掉的事实；我亲临了飞夺泸定桥的场面，大渡河的汹涌，十三根铁索的险峻和二十二名勇士身上燃起的烈火，使我不能不留下历史的画面；还有青藏高原上深山老林的夜宿也是很难忘记的。那种砭人肌骨的寒冷，战士们深夜的谈话，古老森林里不可琢磨的声音，都使我要画下这种气氛；还有草地宿营的篝火，行军的行列，都会自动走到我的笔下来。我走一路，画一路，有时画在纸上，有时画在门板上。也有时画在石壁上。最近一位同志告诉我，四川一个山洞的石壁上，还有我的画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尚清晰可辨，他们让我到四川去看看，可是一直没有机会。

　　1934年，为了庆贺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，我画了一幅三米多高，十米多长的巨幅油漆画《粉碎敌人的围剿》，李克农同志为我找了油漆和白色的土布，一直关心着我这幅画的创作。当时，这样的巨幅画还没有第二幅。大会召开的时候，这幅画放在会场上，引起代表们的注目，毛主席看了直说画得不错。前几年我到瑞金走了一趟，也到当年的会场看了看，画不见了，其他史迹也不多了。红军长征离开瑞金之后，敌人一把火烧了大会会场，我那幅油漆画也付之一炬。我站在当年的会址上，不禁感慨唏嘘。

　　长征开始，我已被调到总政治部工作，和陆定一、李一氓在一个锅里吃饭。一、四方面军汇合的时候，总政治部要我带着五军团的猛进剧社，三军团的火线剧社，走一个星期的路程，赶到懋功，在庆祝会上演出。编什么节目呢？当时正是毛主席领导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不久。本来，蒋介石企图依仗金沙江的天然屏障，把红军一举歼灭。但是红一军团出其不意地抢占了洪门渡；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一军团在一个晚上渡江成功。在群众的帮助下找到了六只小船，几天的时间，三万多部队渡过了金沙江。当蒋介石的部队赶到江边的时候，只拾到红军的破草鞋。从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，取得长征的决定胜利。经过几次战斗，全军盛赞“毛主席用兵如神”。我根据这一重大事件，编了一个可演一个多小时的独幕话剧《破草鞋》。它成为懋功盛大庆祝会的主要节目。演出的时候，会场里点着松油灯，到处一派通亮，中央领导和一万多部队观看了这个节目。直到建国以后，在编演长征题材的剧目时，还采用了这个剧中的情节。长征到达陕北，我被调到十五军团当宣传部长。八年抗战、解放战争，我都未曾离开宣传工作。建国以后，我进入外交战线，风风雨雨，转眼二十八年。

　　最近，一位朋友送给我一幅画，是我艺大毕业后，当中学教员时候的作品。现在离作画的时间相距已有五十二年了，技法还相当不错。在旧社会，没有本领就更要失业了。当时我当着一个穷教员，时代让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几十年来，我留下的画不多。这几年，我应老战友、老朋友之嘱，常常提笔作画，也有三百多幅了，大都散在同志们手中。有人建议我举行一个画展，我想，那是以后的事喽。